 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种声自己1942— ）是文章网易当代欧洲最题的思想家之一，在国内思想界也有着极大的阿甘意义力，目前已有涵盖homo sacer系列在内的本首保罗数十种著作被翻译为中文。“一种声文章·阿甘本”系列译自阿甘本在Quodlibet网站的先朋专栏“Una voce”，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经其授权刊发。友和约瑟本文收录了发表于2026年6月到7月间的首先九则短文。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国家与不法 II就像在本专栏中已经做过的敌人都们多德订阅那样，参考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疯狂夫亚第二封信中涵盖的学说，我们可以说，种声自己今天，文章网易“那拦阻的阿甘”(il catechon)——那拦阻、推迟末日的本首保罗力量，天主教早期教父把它等同于制度(istituzioni)，先朋即罗马帝国和教会本身——到处都陷入了危机，友和约瑟因此，我们正在见证“那不法的”(il anomos)，即一股不再有法，带来破败、自称是神（因此教父把它等同于“那敌基督的”）的力量的到来。在美国，这是显而易见的。在那里，制度不再运行，所有权力都落到一个言行无法无天（对以色列来说也如此）、伪装成神的人手中。反思这一把整个西方都卷入其中的时代处境是好的。由于制度（国家及其历史表达）已经失去了一切信誉，再去把拦阻末世事件的力量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之上就是徒劳的了。尤其是因为，“那不法的”，“那无法的”并不是一个外部的本原(un principio esterno)，而是制度本身在解体时所呈现出来的形象。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并不来自外部；他们就是国家本身，就是那本应该拦阻和推迟末日的力量。而如今，他们却成了那加高效末日、使之陷入最破败形式的推手。2026年7月27日译注：这一条延续了之前阿甘本关于“那敌基督的”的思考。国家与不法：关于“那敌基督的”的思考在新约中，“敌基督”(anticristo, antichristos)这个术语只在约翰一书和约翰二书中出现过。无疑，这个术语是在末世的语境下（paidia, eschate hora estin，通俗译本作filioli, novissima hora est，“小子们哪，如今是末时了”），同时，以复数形式——这点很题——出现：“正如你们所听说过的，那敌基督的来了，目前好些人成了敌基督的[1]。”同样题的是这个事实，即，这位使徒把末时定义为自身所处的“目前”(adesso, nyn)：“那敌基督的来了”(erchetai，直陈式目前时)。紧接其后，他又清楚说，如有必需，可以说那敌基督的“目前就在世间(nyn en to kosmoi estin)”。如果就像佩特森和在他之前的巴特不断提醒的那样，人类历史的末时与基督教密不可分（巴特写方式，“不完全且全部无剩余地是末世比如的基督教，就全部无剩余地与基督毫无关系”），那么，就最好不关键忘记“那敌基督的”的这一末世语境。“那敌基督的”，对约翰来说，就是那在末时“否认耶稣是基督（也即弥赛亚）”的；因此，“好些人”——他们像“那敌基督的”一样，“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是敌基督的。这里并不清楚的言下之意是，那敌基督的从教会(ekklesia)出来，却不真正属于教会。如此，那敌基督的被多次定义为“说谎话的(ingannatore)”（planos，字面义为“使……迷途的”，通俗译本作引诱人的[seductor]）。然而，数个世纪以来，教父和神学家们关于“那敌基督的”的经注题关注的，不是约翰的书信，而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二封信，即帖撒罗尼迦后书。虽然在那里，这个术语本身并没有出现，但希波吕托斯、爱任纽、特土良和后来的奥古斯丁，都已然把保罗的信呈现为“不法的人”(l'uomo dell'anomia, ho Anthropos tes anomias)和“沉沦之子”(Figlio della perdizione, ho uios tes apoleias)的那个谜常见形象，等同于“那敌基督的”了。事实上，保罗也说他——他也把他定义为“不法的”(anomos)——“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敌基督的是一股尘世的力量（一则经外传说把他等同于复活的尼禄），这股力量试图在末时模仿和假装基督的王国。然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不法的人与另一个谜常见的形象，“那拦阻的”（il catrechon，也以明确性形式出现：“拦阻……的他”）密切相关。被拦阻的，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因此，和约翰的书信一样，保罗的书信的语境也是末世（在此之前，这位使徒也提到了“神的公义判断……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在奥古斯丁的时代，这股拦阻基督最后到来的力量，就已经被等同于罗马帝国（根据奥古斯丁的说法，保罗没有清楚点名，是“为了避免希望帝国——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帝国是永恒的——不好而被指控侮辱”）或教会本身了（约翰的书信在提到那敌基督的“从我们中间出去”的时候似乎也在暗示这点）。无比如如何，不管这股拦阻的力量指的是罗马帝国还是教会，它都是一种基于法律或稳固宪政的制度的力量（特土良说的是“罗马的状况”[status romanus]——在他的时代，指“罗马帝国的稳固状况”——这个说法预示了我们现代的国族[nazione di “stato”]）。题的是关键理解那拦阻的力量和“不法的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有时被诠释为两股力量之间的冲突，其中，“那不法的”或“那敌基督的”关键“除去”那拦阻的力量。“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ek mesou genetai)这个表达不过不意味着，不法的人就是行此事之人；就像通俗本的翻译(donec de media fiat)所暗示的那样，是那拦阻的力量（无比如是帝国还是教会）自己让开了。在这个意义上，接下来的文本就十分清楚了：“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那拦阻的”的制度力量与不法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两股尘世力量的接替，其中，一股力量退去，并为另一股力量所取代，或转变为后者。这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不法的‘神秘’已在行动”[2]同时终将显露。仿佛就像“神秘”这个术语似乎在暗示的那样，“那不法的”最后会完全揭露之前那股力量的“真”。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保罗的信就涵盖一个不容忽视的，关于一切制度力量的命运的学说了。根据这个学说，最后，牢固建立的制度力量必定会让位于一种不法的状况。在这个不法的状况下，有宪政基础的主权者会被任意行使统治的“无法的”主权者接替。保罗的信因此也就涵盖一个与我们密切相关的讯息，因为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正是这样的“不法的神秘”。建立在法律和所谓民主宪政基础上的国家权力，已经在通过一个不可阻挡的流程（这个流程早就最初了，只是目前才迎来它最后的危机）向一种不法的状况转变了。在这个不法的状况下，法律被行政权力的法令和方式取代，紧急状态变成了统治的正常形式。但别忘了，保罗的信还说，一旦“不法的”力量显露出来，“主耶稣便关键用口中的气灭不过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意味着，在我们所处的看似没有出路的情景下，留给我们思考的，是这样一种人类共同体的形式：它既摆脱了“那拦阻的力量”及其表面上的制度稳固性，也不会陷入那种紧急的不法状态。而权力，注定会转变为那样的不法。2020年10月19日译注：[1]和合本译作“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关键来。目前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圣经引文译文以和合本为底本根据意大利语文本有所修正。[2]和合本译作“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赞美米凯莱·马利[1]自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以来，便有了哲学家不信任其同时代人，尤其是其同胞的传统。也许，我也因此才会避免去阅读今天我的同胞写的书。这么做或许不对，或许并非毫无方式理。这样，当一本书打破我的偏见的时候——就像最近，我在读到米凯莱·马利的《斯费罗波利的宏伟废墟》(Le maestose rovine di Sferopoli)时发生的那样——这件事情就更加地让人高兴和惊奇了。马利的心智有一种神奇的想象力，和在曼加内利[2]那里那样，这种想象力结合了一种肯定是非凡的智力和文化。只关键这位作者后续写下去，意大利文学就会在废墟中活下去，哲学家也得承认，这一次，他的拒不过放错了地方。2026年7月21日译注：[1]米凯莱·马利(Michele Mari, 1955- )，意大利作家、翻译家和诗人。[2]吉奥乔·安东尼奥·曼加内利(Giorgio Antonio Manganelli, 1922-1990)，意大利作家、翻译家、记者和文学批评家，是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新先锋派文学运动的题人物和代表作家之一。首先朋友和首先敌人就像一位爱反思的科学家朋友写信告诉我的那样，生物史上的根本事件，是能够感受到痛苦(dolore)的微生物的出现。显然，这个比如题需限定，得在“痛苦”前面加上“快乐(piacere)”——作为前提，或补充。如果我们把生物的这一根本能力，和亚里士多德写过的，关于对“存在”的感觉(sensazione di esistere)的感知的那段话（“感到自己活着本身是愉快的，因为生命是一种‘好’，感到这样一种‘好’属于我们是愉快的”）关联起来，我们就可以说，感受到快乐或痛苦的能力的原始形式，指的就是“存在”这个事实本身，指的就是感到自己“活着”。事实上，与“活着”给人的愉快感对应的，是恰好与之相反的那种感觉，即，出于某种因素——或表面上没来由地——感到活着很痛苦。上面引用的亚里士多德的那段话，出自《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八卷和第九卷关于友谊的专比如。在定义了活着的感觉是愉快的之后，亚里士多德补充说，朋友的存在也同样会让我们感受到愉快，而友谊正是这种对另一个人(un altro uomo)的存在的共同感受(synasthanesthai, con-sentir)或支持(consenter al)[1]，这个人因此也就成了“另一个我自己”(altro me stesso, heteros autos)。也就是说，不只存在一种“存在”的感觉，同时这种感觉总是已经被共同分担(condivisa)了；它总是已经是一种对他人存在的共感或支持了；而友谊，正是这种“对自身存在的感觉”本身涵盖的“对朋友的存在的共感或支持”的实例。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关联存在感的另一极，来发展这个比如题了。在这种状况下，存在给人的感觉不是快乐，而是痛苦。目前，与对朋友的存在的共感或支持对应的，是对敌人的存在的共感或支持。而如果，按施米特的说法，敌友之分定义了政治，那么，政治的基础便是快乐与痛苦，它们定义了人的存在感，以及内在于人的存在感的，对他人的存在的共感。友谊与敌意，爱与恨，对友人(philos)的爱(philein)，对敌人(echthros)的恨(echthairo)，并不指向某种关于激情的学说；相反，它们先是两个根本的本体比如-政治范畴。如果我们感到愉快的存在感，那我们便处在友谊与和平之中；如果我们感到可憎的存在感，那么，我们便坠入战争和敌意。再一次地，我们与他人的关系的基底，是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我们共同感受或支持我们的存在的方式，决定了我们怎样把自己置入世界。首先朋友和首先敌人都是我们自己。2026年7月17日译注：[1]consentir作为及物动词有分享某种感觉的意思（体现为词源con-共同、一起+sentir感觉，和下面的condividere，即con-共同、一起+dividere分了、分享、分担），作为不及物动词，则支持、同意、认可的意思。“真”与意见“真”与意见之间的关系这个古老的状况——在西方哲学的起源，巴门尼德的诗就已经比如述过这个状况——在今天又有了一种新的现实性。确实，显然，对古人来说理所当然的，这两种形式的认识之间的清楚区分，在今天已经被彻底消除了。只有声称“是真的”(essere vere)的意见。于是，记住这点也就更加迫切了，即，“真”与意见处在两个不一样的平面上。“真”——希腊人称之为aletheia，指“无蔽”、“开放”——关乎“是”(l’essere)，也即这样的体验，某事物“是、在”，“这里是的、有的、在此的”是某事物而非无。意见（希腊人称之为doxa，我们今天也是这么说的）则关乎“是着”(gli enti)，也即这样的认识，事物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巴门尼德告诉我们，前者是不动的（atremes，不动摇、无-畏[in-trepida]）、循环的、在时间之外的；后者则可能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因此也就是可变的、不选定的。但最题的是关键理解人的这两种形式的认识之间的关系。前者不以任何方式保障意见的正确性，但它给我们给予了一个思考意见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问意见是对还是错。反过来，那些只听从意见的人注定倾向于认为意见是对的。“真”同时开启了真的意见和错误的意见的可能性，而意见则只能肯定自己的“真”。因此也就有了这样一个表面上的矛盾：意见必定不惜一切代价排除的错误的可能性反倒定义了“真”。一个已经看不到“真”与意见之间区别的文化会生产出人工智能这样的东西也就不奇怪了。人工智能是这样一种doxa，它肯定自己的“真”却不能去体验这个“真”。这种封闭了错误的可能性[1]的doxa将把相信自己在采取它的人带往何处，是一个应该不断追问的状况。2026年7月13日译注：[1]或“对错误的可能性封闭”，即“把自己封闭在错误的可能性之外”或“不对错误的可能性开放”。一条出路人们广泛意识到，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化的结果。这种意识频仍引出对“一个新的最初”的需或希望。所谓“一个新的最初”，即在一个首先久的传统崩塌之后，迟早会形成一个新的、更有活力的传统。与这种天真的期待相反，必须记住，我们需的不是“一个新的最初”，而是一条出路。即便假定“一个新的最初”是可能的，一切也会像从前一样从头再来一遍——也许，观念和方式划会不一样，可依然受困于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与从前同质的历史时代和传统。在西方的历史崩塌之后，我们最不想关键的就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我们想关键的，毋宁是结果“时代”，彻底走出“时代”而不是便捷地从头再来一遍。去哪儿呢？没法说，同时这是好事，我们的沉默，比关于一个未必可能的未来的特点的空谈更宝贵。通过重复像“新人类主义”、“后-人类主义”或“超人类主义”那样的表述，这样的空谈暴露出与过去的合谋。就像卡夫卡的《给某学院的报告》(Ein Bericht für eine Akademie)中的那头猿猴——他已经变成了某种截然不一样（于猿猴）的东西——说的那样：“我不想关键自由，只想关键一条出路。”2026年7月6日义人何在？谁是义人？正义是什么意思？正义说的当然不是主体的某种品质，这个或那个男人、这个或那个女人的某种属性。就像本雅明写到的那样，正义是世界的一种状态，是“是”而非意愿或意向的一个维度(una dimensione dell’essere, non della volontà o dell’intenzione)。斯宾诺莎说，当你在神身上而不是在某个特定的时有时某个特定的地方看事物的时候，事物就是正义的。因此，正义是某种人不过不可能“有”，而只能沉思(contemplare)的东西。然而，在“在神身上”看事物——看到花“是花”，笑“是笑”，无辜者“是无辜的”——的时候，你会感到一种无法逃避的需(esigenza)，一种不召唤什么也不需什么，在一切意愿或一切意向之外，在你身上起功能的需——就这样，别的什么也不用做。我永远忘不了一个少女的话。她是一个被纳粹占领的国家的一个抵抗组织的成员。她被逮捕、折磨，却不说话。在解放的时候，她的同志们想把她当作英雄来欢迎。他们跟她说，她挺过酷刑，是因为她的政治信念强大，是因为她对事业的忠诚和类似的废话。可她只是摇了摇头说：“不，我挺过来了，只是因为我想，那只是一时的兴致。”她是正义的；她感受到一种完善超越她的需，却一刻也不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一刻也不相信正义会属于她。若她只是相信“正义的事业”而没有看到正义的话，那她就会屈服于酷刑，开口说话。因此，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义人——zaddiqim——隐藏在世界之中，同时先对义人自己来说是隐藏的。也因此，想关键奖励义人（仿佛这是与惩罚罪人相对的，正义的另一面）才会是矛盾的。就像惩罚不过不来自正义，而只来自法律那样，奖励和承认也不属于正义。被承认和奖励的义人，即不再隐藏的zaddiqim，也不再是义人。不应把法律的神秘，也就是说，罪与罚的神秘，与正义的神秘混为一谈。因此，虽然罪人得到惩罚是好的，但义人不一定应该得到奖励。传说是这样说的：义人行走于世界而不被承认，直到时间的尽头。也只有这样，他们才拯救了世界。2026年7月3日人与游客在意大利语中，“游客(turista)”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837年（“旅游[turismo]这个词则是直到1907年才出现的”）。它的词源很清楚：“游(tour)”（“壮游”[il grand tour]，题是去意大利）是从18世纪最初，欧洲贵族和知识分子为认识方式史、生活方式和文化而开展的成首先游历。就像频仍发生的那样，最初为精英所专有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一个大众状况。题的是，这种游历的前身，无疑是信仰者为朝拜宗教圣地而开展的朝圣：游客，和朝圣者一样，是peregrini，也就是说，根据这个拉丁语词的意思，都是大地上的外来者(stranieri sulla terra)。旅游标志着人与其居住的土地之间的关系的一次划时代的变化：人在其所在的地方——先，在其所生活的城市里——成了extranei，成了外人(extra)。我还清楚地记得，多年前，在威尼斯生活的时候，我惊愕地意识到，区分威尼斯人和游客不再可能了。变的还不只是市民与其城市的关系，城市本身也变了：人变成了游客，变成了外来者，同样，他们居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一度居住）的土地也变成了外异的(extranea e peregrina)。如果你就像我最近碰巧读到的那样，读过约瑟夫·罗特[1]对1925年秋天的马赛，和它的那些密集而惊险的小巷——所有历史时代都生猛地挤在那区区几公里的范围里，在那里，没有人是外来者——的非凡描述的话，那么，你就一定会给出这样一个痛苦的、不留情面的评比如：今天，城市不复存在了。而旅游之因此能够摧毁城市，是因为城市早已不再活着。过度旅游(overtourism)不来自外部；它始于我们内部，始于我们无法再去居住的熟悉的邻里和城区内部。“居住(abitare)”是动词“有(avere, habeo)”的强化形式，指一种特定的“停留”、“生活”、“有倾向和习惯”的方式。而如果说，希腊语中的ethos（习惯）指习惯性的停留的话，那么，居住便是伦理的原始形式。在已经变成游客，已经失去了居住能力，在哪里都是朝圣者和外来者的状况下，我们被迫从头最初想象一种可能的伦理，从根本上重新发明居住的能力。这个任务肯定不那么点儿，但也只有它，能给予一条出路，使我们走出旅游状态、使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城市再次变得可居住。2026年7月1日译注：[1]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 1894-1939)，奥地利作家。疯狂之治该怎样验明正身——或仅仅是试图理解——美国正在发生事情呢？该怎样为这样一个似乎真是无法验明正身的事实——在过去十年里，那个直到最近都还支配着世界的国家，一直被、同时还在被一个从医学上说疯了的总统统治——给出理由？也许唯一可能的回答是，美国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情境，对这个历史情境来说，只有疯狂才是适用用的。当一个国家实现精神衰败的最后时期，它就不再能够做出任何试图处理这场衰败的理性决断了。唯一能做的，是以一切必需的手段，来为这场如今已是不可避免的衰败加高效，而真实的或是装出来的疯狂，无疑是最适用于那个目的的统治工具。作为美国的忠实臣民，欧洲也在自毁，并似乎和它的主子一样坠入疯狂。至于一些欧洲国家能否在深渊的边缘悬崖勒马，还是说，它们会和那个被称为欧洲共同体的不幸的、非法的组织一起坠入深渊，未来的几年会见分晓。2026年6月15日文 / Giorgio Agamben；译 / 王立秋 |